即将于今年12月3日~14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是一次开始启动有关替代《京都议定书》全球谈判的关键性会议，有人称之为“后京都进程”。1997年制订的、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
随着这一日期的日益迫近，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只能用“火热”一词来形容。如果把达成“后京都协议”比喻为一场艰苦的马拉松比赛，那么，之前为此而举行的各种会议、讨论以及各国、各利益集体之间的激烈博弈，只能说是到了临近运动员“体能极限”的中途。其结果不外有二:一则突破“体能极限”瓶颈， 达成一致，最终胜利到达终点；一则半途而废，各自为战，致使全球减排努力大打折扣。
气候变化已成国际政治舞台“明星”
自9月下旬以来，美国一时间仿佛成了国际气候变化会谈的中心:9月24日，联合国大会历史上首次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来自154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当天的会议，其中包括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9月27日~28日，由美国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主持的一个由全球16个主要经济体参加的会议，讨论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这些“主要经济体”是世界最大 的全球变暖贡献者；与此同时，由克林顿全球倡议(一个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起的非政府组织)所召集的会议，于9月26日~28日在纽约举行，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参加者来自工商业界、学术界、娱乐界以及环保组织。
“一周三会”为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舞台“明星”做了最好注解。进入2007年，随着日益升高的气温、加速融化的冰川、肆虐的极端气候事件等现象而来的，是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强。
2月2日，新年钟声犹在耳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 P C C )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07:科学基础》之《决策者摘要》认为，在过去50年中，“很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在IPCC的用词中，“很可能”表示可能性至少在90％以上，这是IPCC成立以 来，首次使用这样严重的措辞形容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关联。IPCC在2001年发布的上一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使用的词语是“可能”，表示66％的可能性。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家向全世界领导人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之后，4月和5月，I P C C 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卷《气候变化2007:影响、适应与脆弱性》和第三卷《气候变化2007:减缓方法》陆续发布，第四卷综合报告也将于11月面世。它们犹如一系列重磅炸弹，引起国际政坛强烈震动。
此后，诸多重大国际会议都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气候变化，尤其是进入9月以来，以气候变化为主要议题的重大国际会议议程之密集、规格之高空前，令人目不暇接:9月8日~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 P E C )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次将气候变化列入会议议程，并且将其作为首要议题，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悉尼宣言》；9月17日~21日，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回顾了议定书签订20年来的进展，并审议关于加速冻结使用和淘汰氟氯烃，在修复臭氧层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此外，在今年11月即将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上，环保和气候变化问题将成为会谈重点，会议主题确定为“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明星”，其高密度、高规格、高频率亮相，表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与争论如火如荼。
凝聚政治意愿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热
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是最具全球代表性的国际会议，目的是为了提高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政治意愿，从而有效推进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 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只有有了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才能 取得实质进展。”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存在疑问的时代已经过去”，并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谈判(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合适论坛。”
潘基文在开幕式上对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今天，这次会议让世界知道，你们准备承担这个责任，你们将正视这个挑战。”他期望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将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紧迫问题，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息”。
“停止追忆《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已经来临，”美国加州环保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说，“现在是停止以责备或猜疑的眼光回味过去的时候了。富国和穷国有不同的责任，但我们共有的一个责任是行动。”他呼吁，世界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
潘基文呼吁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做出表率。他说，单个国家凭一己之力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必须建立一个在最高级别国际合作基础之上的全球框架，并且在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取得真正突破。
他特别表示，联合国已经被公认为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协商行动的合适场所，但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对目前有关协商进展缓慢感到失望。
潘基文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框架的要素包括: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作出表率；发展中国家在不牺牲经济增长和减贫目标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适应需求的支持；改进技术；增加新的资金支持等。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议力求促进各国政府就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挑战交换看法，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启动下一轮谈判做好政治准备，营造必要气氛。
各方激烈交锋国际气候体制面临重大考验
经济要发展，就要排放温室气体；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究其本质，就是给经济发展设限。这也就不难理解，国际社会为何在是否要强制减排以及是否要设定强制减排目标的问题上交锋如此激烈，甚至到了寸土必争、睚眦必较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交锋激烈。
发达国家强调减缓排放的紧迫性，要求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共同具体承诺减缓排放的义务和指标。而发展中国家在强调气候变化紧迫性的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切实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应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上看法是一致的。但在减排责任和义务这一关键问题上，尚需达成共识，“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将经受重大考验。如何落实这一重要原则，使其切实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措施上，这将是联合国气候谈判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新的国际气候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适应问题专题会上发言时指出，首先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完成《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指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也应根据自 身国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尽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
其次，要维护公约确立的基本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气候合作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应继续成为未来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中方也欢迎其他相关倡议和机制开展务实合作。它们应成为公约框架有益的补充。
再者，要平衡推进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应同等重视。应重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在此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更不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全部推向市场。
中国的立场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共同国际义务的同时，维护自身合理、合法发展权益的坚定态度。
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艾曼纽尔·莫里说，逐渐变化的海水正破坏着他们的农作物，污染井水，侵蚀海岸。他问道:“应该怎样向人们解释，他们的状况是由遥远陆地的人类行为所导致的呢？”
尽管美国“一周三会”赚足了眼球，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显示出将转变其反对强制减排温室气体立场的信号。布什没有参加当天的大会，但在晚上参加了由潘基文主持的一个小型晚餐会，一些对气候变化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参加了这个晚餐会。
环保人士批评华盛顿举办这些会议目的是寻求另一种减排途径，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的“干扰”。但美国国务卿赖斯则辩解说，这一系列会谈旨在“支持和帮助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会谈取得进展”。
支持削减排放的人士认为，巴厘大会需要一个突破，以确保从1997年制订的《京都议定书》向一个新的、更深入减排体制的不间断转变，而这一转变几乎肯定需要美国立场的转变。
布什拒绝《京都议定书》的理由是，强制性减排将损害美国经济，并说除发达国家外，也应对快速发展的如印度和中国规定强制减排目标。布什转而督促工商业开展“自愿性”减排，并将重点放在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上，以此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解决方案。
为全力推进全球气候谈判进程，欧盟在《京都议定书》要求其减排8％的基础上，已经承诺要进一步在2020年至少削减20％。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代 表欧盟发言时说，“所有发达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必须承诺到2050年减排50％。他同时指出，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是惟一“有效和合法的框架”。
全球气候谈判究竟何去何从，考验着人类面对重大全球环境问题时的智慧和决断力。毕竟，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失败是谁都无法承受之重。也许同最终的结果相比，其过程本身更加引人瞩目，尽管这一进程注定要艰难曲折、路途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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