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2008年将在西夏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当地环保局负责人表示，针对此次环境综合整治，环保部门将对违法排污企业在银行贷款、评优评先等方面不出具守法证明，并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20万元的高限处罚。

　　对违法排污企业实施经济处罚，显然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最高罚款只有20万元，如此低的违法成本，不仅不能对违法企业产生震慑作用，反而会让违法企业钻了政策的空子，拥有了违法排污通行证。

　　2007年10月9日，因未采取控污措施而重建燃煤发电厂，美国电力公司与司法部门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接受46亿美元的巨额罚金。而2005年11月13日我国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国家环保总局也只能开出100万元的罚单。

　　一个是46亿美元，一个是100万元人币民，同样是严重污染环境，所受处罚的轻重差别何其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污染企业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责任的承担。正是由于法定罚款上限低，不足以制裁、震慑和遏制环境违法，致使许多企业宁愿选择违法排污并缴纳罚款，导致恶意偷排、故意不正常运转污染防治设施、长期超标排放等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严重损害了环境法制的应有威严，为我国的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

　　河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国平曾经举个形象的例子:“造纸厂购置治污设施，一吨纸的成本要多花150元左右；如果不购置治污设施，一个日产百吨的小型造纸厂日均降低成本1.5万元。我们去处罚一次，最多罚款10万元，他们10天不到就挣回来了。”由此可见，制定违法排污的最高处罚限额时应当更加科学，避免出现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