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左传》中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说的是郑庄公一直纵容其弟共叔段，待其骄纵欲夺王位时，借机打败弟弟。
　　故事中有一段郑庄公与臣下针对共叔段欲壑难填的对话。臣子建议“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即早下手约束以免养虎成患；而郑庄公回应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为等待时机，待其自取灭亡。
　　后世有说郑庄公隐忍得法，最后一举完胜；亦有说他对弟弟失教，有意养成其恶，倘若“制段于初”，何至于祸起萧墙。且不说郑庄公人品如何，“姑息养奸”却成了后世之鉴。
　　近年来，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规定每每为专家、公众所诟病，更有甚者认为，由于现行环境刑法存在立法缺陷，对肆意污染环境行为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裁和震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污染环境之风，也是“郑伯”型的“姑息养奸”。
　　值得庆幸的是，日前，《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在这次1997年《刑法》修订后最大规模的修改中，有关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终于在近13年的实践摸索中出现了重大调整，更多的违法排污者将面临刑罚的制裁。
　　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严重污染环境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条文的三处修改，让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低了，涵盖面广了，保护的对象更明确了；更让我们看到国家运用刑罚手段打击环境污染的决心与力度。
　　与现行《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相比，《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取消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在表述中取消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限定语，将声环境等更多的环境因素纳入保护范畴，将条文中的“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扩大了环境犯罪行为的种类。
　　严重污染环境罪不再以人身和公私财产损失为判断标准，将环境作为《刑法》直接保护的对象，无疑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体现了《刑法》开始回归保护环境本身的立法思想。
　　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环境污染行为，方可作为犯罪处理，但如若仅对周边一条河或区域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则无须承担刑事责任。
　　简言之，在一场水污染事故中，现行《刑法》可以保护沿岸居民的人体健康，保护河里有明确归属的鱼，保护受影响的农作物以及其他有形的财产，却保护不了这些有形财产所依存的河流本身。
　　这一规定恰恰忽视了一点:环境犯罪首先危害的是环境，继而通过环境，危害到环境中的人与物。而为环境疗伤的代价也远非金钱所能衡量，非这些直接损害所能比拟。这种重实际损失而轻环境损害的做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当前惩治环境犯罪的现实需要。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弊端，此次《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环境这一体现公共利益的对象纳入直接保护范畴，更关注环境犯罪带来的污染环境后果，有助于提高《刑法》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威慑力，以期达到对环境犯罪“早为之所，无使滋蔓”的目的。
　　同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入罪限制的取消，将使环境犯罪的惩处范围得以扩大，昭示着更多的违法排污行为将受到刑事追究。据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去年，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71起，其中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两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两起。而与此相对的是，仅2009年4月至11月间，国家9部门开展的环保专项行动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问题1万余件，全国共挂牌督办2587件案件。依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规定，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将由几起大大扩展到后者中的大多数，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保护环境的最具有震慑力的一道防线，修改的环境犯罪刑事规定能否获得通过？能否有力遏制环境污染多发势头？我们拭目以待。